官员频自杀,真相不能“抑郁”。4月10日，安徽蚌埠和湖南娄底分别发生官员坠楼身亡事件，其中一名官员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超失眠已达半年，另一名官员湖南娄底市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邹利民被曝生前患抑郁症。两名官员坠楼身亡的时间相距不到24小时。

　　近些年来，有关“官员自杀”的新闻就层出不穷，群众也从一开始的震惊逐渐变得习以为常。据调查数据称，自2009年至2016年8年间，统计有248名官员自杀、失踪或疑似自杀，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，自杀官员年龄集中在45岁到55岁之间。

　　官员自杀现象愈演愈烈，官方版的“自杀原因”却越来越同质化。只要有官员被曝出跳楼等自杀消息，官方“抑郁症”的解释就会紧随其后，这仿佛演变成了一种惯例，屡试不爽。但事情背后的真相却始终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最后云里雾里逐渐消失在舆论浪潮中。官员自杀，盖上“抑郁”的印章岂是完美善后之策?

　　纵观这些自杀事件的通报，虽文辞简略，但均追述死者生前“抑郁”、“失眠”、“情绪低落”，这样的通报不免有点模式化。肖超和邹利民也算是仕途成功之人，怎么就抑郁失眠了，再怎么说也是经过党性“熔炉”烧烤过的，思想境界跟抗压能力不可能这么差吧，到底是什么要让一名官员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　　前脚官员自杀，后脚官微就很快发布消息称其患有抑郁症，这样的调查效率，先入为主的结论性判断，能让人信服吗?一个官员还好，但是如果每个官员自杀可以用抑郁症解释，那么这样的解释就像是敷衍，是对出事官员的不负责任。

　　更多的官员自杀，显然不是“精神抑郁”能够解释的。官员自杀之后，马上就被有关部门包上一块“精神抑郁”的裹尸布，未免有点太草率了。官员无论是何种原因自杀，有关部门都应该多问个为什么，究竟是普通的无法承受工作压力、生活压力之重担;还是曾做过违法乱纪之事，害怕东窗事发;还是作为犯罪成员受到犯罪团伙的逼迫等。但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到底是那种原因驱使官员自杀，都必须有证据作支撑，总得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。